【流亡記者的熱血故事】「我想像不到除了記者我還能做什麼」就算被政府脅迫或暴打,他們抵死只講真話

【為什麼我們挑選這篇文章】

「好像在拍電影,你只是做記者該做的工作,他們就說你身上有古柯鹼。我從未想過會發生這種事」。

「我想像不到除了記者還能做什麼,新聞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想要說話,想要追求真相、挖掘事實,想把事情告訴大眾。」

這些話,是那些在自己的國家因為說真話而被誣陷、治罪,最後只好逃亡追求自由的記者說的,他們現在都待在巴黎記者之家(MDJ),這地方專門接待受迫害而逃離母國的流亡媒體工作者。

《中央社》在法國專訪了四位流亡記者,他們的故事,在台灣的我們聽起來,好像很離奇荒謬,看完會憐憫、抱不平,但我想,他們或許更希望我們看完後,祝禱他們都能趕快再拿到下一張印著他們是「記者」的名片,讓他們持續自己為自己下的使命:講真話。(責任編輯:鄒家彥)

流亡記者避風港,巴黎記者之家全球僅有

曼蘇里本是摩洛哥調查記者,但遭誣陷入獄,對國家徹 底失望,於是逃到巴黎落腳,正等待法國政府批准他的庇護申請,期望有天在法國重拾記者身分。

來自摩洛哥的曼蘇里原本是調查記者,現在卻是在法國等待政治庇護申請通過的無業人士。他接過中央社記者的名片時,仔細看了一會兒,抬頭苦笑著說:「我已經沒有名片了」。

曼蘇里(Hicham Mansouri)是目前暫居巴黎記者之家(MDJ)的流亡記者之一,今年 1 月 18 日離開摩洛哥,「那是我出獄的隔天,我連在這個國家再過一夜都不願意」。

巴黎記者之家成立於 2002 年,專門接待受迫害而逃離母國的流亡媒體工作者,15 年來已協助超過 375 人在法國落腳。

曼蘇里剛過 37 歲生日,滿頭黑色捲髮,還沒有變白的跡象,但法令紋已經很深。

他回想 10 多年前,自己還是個新聞系學生時,曾經讀到介紹巴黎記者之家的文章,「我很喜歡那篇文章,但我從來沒想過,有天自己會來到這裡」。

他自學校畢業、成為記者後,專心投入調查報導,並主導了一個調查記者訓練計畫,集結一些散布在各城市的記者做調查,而且很大膽地選擇一般媒體不碰的敏感題材,例如王室的商業活動和貪腐等。

摩洛哥是個王國,國王擁有很大的權力。在無國界記者組織(RSF)2017 年的新聞自由榜上,摩洛哥在 180 個受評比國家中,僅列第 133 名。

在這樣的背景下,曼蘇里和同事們的工作無異於捋虎鬚。他開始遭到暴力攻擊,然後是司法控訴。

他說:「政府告訴我們,『調查是警察的工作,不是記者的』。」

生在摩洛哥,曼蘇里並非天真到以為當記者沒有風險,只是他沒想到迫害手段如此「超現實」。

那天,大約有 10 人闖入他家,把他壓制在地,同時脫光他的衣服,一陣暴打。他驚慌大喊,這批人才說:「我們是警察」,然而他們當時穿的是便衣。

曼蘇里說:「我起初以為他們是犯罪集團。我現在仍認為他們是犯罪集團。」

當這些「警察」剝光他衣服的那一刻,他對國家和司法徹底死心。

到了法庭,他不可置信地發現自己被控訴的罪名是「組織妓院」,

「好像在拍電影,你只是做記者該做的工作,他們就說你身上有古柯鹼。我從未想過會發生這種事」。

曼蘇里為了這個誣陷的罪名,要坐 10 個月的牢,刑期中又發現自己被捲入另一件案子,這次的罪名是「危害國安」,要面臨數年徒刑,而且承審法官就是把他送入監獄的同一人。

事已至此,曼蘇里除了離開摩洛哥,別無他途。

出獄那天,曼蘇里一分鐘都不想多待在這個國家,他本想當晚出境,但已沒有航班,於是改在隔天出發。

由於時間緊迫,他只簡單與家人告別,帶了極少的行李,包括 30 冊獄中筆記,和一本講述摩洛哥的塔茲馬馬監獄(Tazmamart)的書。

這所秘密監獄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關過許多政治犯,出了名地擅於施虐,是酷刑惡法的象徵。

曼蘇里記得帶書,卻沒帶上護照,因此能去的地方不多。他先到了不甚平靜的突尼西亞邊境,顛沛流離了 3 個月,才找到機會前往波蘭,最後落腳於巴黎記者之家。

現在,他仍在等待法國政府批准他的庇護申請。與此同時,他註冊了大學社會學課程,計劃明年繼續讀政治學碩士班,期望拿到文憑後,能在法國媒體界找到一席之地,再度擁有印著自己名字的名片。

他的生活很簡單,大多在學校和巴黎記者之家之間兩點一線,交了法籍女友,每天 4 杯咖啡。

若說有憾,就是與家人相距千里,「但為了自由,必須付出代價」。

提到他曾經逃之唯恐不及的母國,曼蘇里雖有憤怒,仍為自己的根源感到驕傲,但他也自認是世界公民,不覺得正在「流亡」。

曼蘇里說,「我的祖父母是遊牧民族,我有點像是持續祖先的旅行;他們是隨著水和空氣遊牧,我是逐自由而居。」

以冤獄流亡為代價,他們生來就為跑新聞

來自敘利亞的流亡記者卡利爾在母國遭政府誣陷入獄, 出獄後逃到法國申請庇護。他努力學習法語,盼有天能 重拾舊業,「不做新聞,我這個人就等於不存在」。

記者百百種,趨炎附勢有之,譁眾取寵有之,但也有的面臨冤獄、流亡也要報導事實。逃出敘利亞的卡利爾說:「不做新聞,我這個人就等於不存在,這是註定的、宿命般的東西。」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RSF)2017 年的新聞自由榜 上,敘利亞在 180 個受評比國家中,列第 177 名,幾乎墊底。

今年才過了 2/3,已至少 3 名職業記者和 3 名公民記者在敘利亞被殺。

卡利爾(Shiyar Khaleal)本來也可能是其中一員,但他做了一個改變一生的決定:逃離敘利亞。

他在敘利亞當了 6 年記者,期間和幾個國際人權組織合作,於 2013 年做了一則關於人權的報導,但公布沒多久,他與同事就被安上「恐怖份子」的罪名,鋃鐺入獄。

牢獄亦是地獄,他見過年輕人和女人在他面前受折磨至死,自己也沒少挨虐打,有一次還被迫在電視台攝影機前承認自己有罪。

卡利爾被囚在不見天日的地下室裡,幸得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團體和民眾聲援,本來 20 年的刑期縮短到 2 年 3 個月。

出獄後,他除了流亡,看不到其他出路,於是動身離開敘利亞,去年 3 月抵達巴黎記者之家(MDJ),也就是專門安頓流亡記者的機構。

目前,卡利爾一邊學法語,一邊與幾個以敘利亞為主題的網站合作,偶爾寫稿供法國網路媒體採用,同時參與國際團體活動,呼籲敘利亞釋放政治犯。

他的稿子以阿拉伯語寫成,再由朋友幫忙譯成法語。對他來說,眼前唯一的困難就是語言,「我希望學成法語,能在法國媒體工作,這應該不難,我克服過比這更艱辛的障礙」。

事實上,不少流亡記者在法國難以找到媒體工作,只好轉入餐飲或銷售,但卡利爾的目標只有一個,「我生來就是要當記者,沒別的選擇。」

問起新聞對他的意義,他在受訪過程中一直緊繃的臉,一下笑開了。他從小以記者為志向,讀的也是新聞學院,

「我想像不到除了記者還能做什麼,新聞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巴黎記者之家,卡利爾遇到同胞艾德里斯(Sakher Edris),那又是另一個故事。

來自敘利亞的流亡記者艾德里斯是政治犯之子,清楚知 道忤逆政府的風險,但他還是選了記者這條路。他說, 他想挖掘事實、追求真相,把正義還給人民。

艾德里斯一歲的時候,父親和叔叔就因批評政府而入獄,一關就是 18 年,他成長過程中,也經常受到行政單位刁難。

小時候,他曾疑惑「為什麼只有我沒有爸爸來接我放學」,當時家人告訴他父親在外地工作,直到他年紀稍長,才向他吐實,並帶他去監獄探望父親。

一道鐵欄,把父子相隔 3 公尺遠,那段距離是他對父親罕有的記憶之一。家人以為父親的遭遇能警惕他不要碰政治,但他反而開始看禁書。

艾德里斯後來出國讀書,決定當個說真話的記者。他寫了一則有關賽德納亞(Sednaya)監獄的報導,那是他父親曾被關押的地方,也是以酷刑聞名的監獄。

身為政治犯之子,艾德里斯理應知道忤逆政府的風險,但他還是選擇新聞這條路,「也許這正是刺激我想當記者的原因」。

他說,那篇報導引起很大迴響,他不能回國,「敘利亞不要我、也不歡迎我」,護照也無法再更新,於是他於 2015 年向巴黎記者之家求助。

「在敘利亞,新聞是一種罪,言論自由是一種罪,你不能表達自我,甚至不能談起正在發生的事,你只能談政府的成就,但根本沒有成就可言:殺人不是成就、施壓不是成就、貪污也不是成就。」

艾德里斯直言:「這政權把國家當作自家農場,把人民當綿羊、山羊、乳牛,只想從這些牲畜身上榨取奶水和農產,就這樣,(人民)什麼也不能說。」

在童話故事裡,人民看見「國王的新衣」,有口卻難言,只有一個孩子大聲說出真相: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那個孩子,或許有點像極權制度下的記者。

艾德里斯說:

「我想要說話,想要追求真相、挖掘事實,想把事情告訴大眾;記者不是警察,但又很像警察,一樣是努力去發現真相,把正義還給民眾。」

餐廳打工維生又何妨,不著魔不算真記者

在阿富汗,女性當記者,且觸碰敏感議題,極易陷自己 於險境,馬納就有這樣的遭遇。她離開阿富汗,到法國 尋求庇護,目前在餐廳工作,同時也是自由撰稿人。

不少流亡記者來到法國尋求庇護,但因不懂法語,無法重拾舊業,只能暫時在餐廳工作。即使如此,他們也持續書寫,有人形容,新聞不是職業而是熱情,不「著魔」就不算真記者。

這些流亡記者中,有些堪稱他們所屬國家裡最好的記者,但正因他們勇於報導敏感事實,才成了政府迫害的目標,也才不得不飄泊海外。

在保守的阿富汗,身為女人還想當記者,而且是觸碰敏感議題的記者,極易陷自己於險境,30 歲的馬納(Mariam Mana)就是這樣一個女人。

她除了面對戰火,還要提防極端份子,稍有閃失就是死。

馬納之所以離開阿富汗,是因為寫了一篇文章,提到政府和國會有極端份子滲入,從此她開始遭到恐嚇。

她受訪時說:「當妳是個女人,當了記者,而且發表一些反抗掌權者的言論,妳就會受到威脅。」

她來到巴黎已經兩年,遠離了威脅,沒人會再騷擾她,她可以像任何一個花都女人一樣在街上放心散步,「我很高興在這裡嘗到自由的滋味,這是最有價值的事」。

然而,家鄉的一切刻在骨血裡不能抹去。她有時感到矛盾,一方面不想再知道那些層出不窮的爆炸攻擊消息,一方面又擔憂親友的安危。

「巴黎是座很美的城市,但對我這個來自阿富汗的人來說,它不美,因為我無法只想到自己」。

問起馬納現況,她英法語夾雜、有點遲疑地說:「這很艱難,很艱難。我現在在餐廳工作,我必須適應現況…… 我很喜歡新聞,但為了在法國生活,總得從某個地方開始。」

不過,除了餐廳的工作之外,馬納同時也是自由撰稿人,寫些難民、女權議題的文章,偶爾也寫文學批評。

像馬納這樣,一邊在旅館餐飲業或商店工作,一邊持續寫文章的流亡記者還有很多。

他們都具備優秀記者的能力,知識充足,能寫,也有勇氣;但在法國,不會說法語已很難找到工作,何況是競爭激烈的新聞圈。

兩年前抵達巴黎記者之家的敘利亞人艾德里斯(Sakher Edris)承認,法語對他是一道很大的障礙,他目前仍多以英語溝通。

而且,他以切身經驗觀察到,法國針對難民的融合計畫偏向 30 歲以下,而他已經 44 歲,必須更努力地靠自己在法國社會立足。

他說,不懂法語,人又步入中年,找工作有雙重困難,但只要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我不介意到餐廳工作」。

只是,不管從事什麼工作,他都不會放棄新聞,因為 「新聞不是職業,而是熱情」

他目前與其他同樣來自敘利亞的流亡記者合組一個聲援敘利亞政治犯的團體,到各地講述他們的故事,且持續以自由工作者身分寫稿,這些都不一定有償。

「如果你沒有那份熱情,如果你不是著魔似地去挖新聞、搜集新聞,你就不是真正的記者。」

(本文、圖經合作夥伴中央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素材一共四篇,分別為:〈特派專欄 流亡記者逃離冤獄逐自由而居〉〈流亡記者避風港 巴黎記者之家全球僅有〉〈以冤獄流亡為代價 他們生來就為跑新聞〉〈餐廳打工維生又何妨 不著魔不算真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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